《论语》孔门感发之“兴”义

作者简介：

李梅梅，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鞍山 114007）

内容提要：

孔子所说的“兴”，意为“起情”，即诗歌可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激发人的情感，使人受到启发、启迪，从而使人的思想认识与修养得到提高与升华。孔门诗教“兴”义与“兴”之本义发生了混淆，造成了“兴”义的混乱。

一、《论语》感发之“兴”的现实背景

从古至今，文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的思想倾注于文学作品当中。在历史处于萌芽状态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便是最好的例证。诸子百家对于现实社会的论述也是当时人们对于自然人生的一种理性反省。对于这种理性，当代美学大师李泽厚曾说，这是一种从商周的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它执著于人世间的实用探求，往往将有用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所以李泽厚将其称为“实用理性”。[1]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民散久矣”，“民恶其上”，原有的社会体系、社会结构瓦解崩毁，社会动荡，氏族之间兼并侵吞，导致原有的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们都在努力寻求拯救现实社会的方法。因而，人们对于一切艺术都是从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追求其对于现实社会的实用价值。在这种思想的统领之下，文学作品的审美必然要杂合进实用的观念。人们不会单纯地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品评赏析文学抒情作品，而是更多地思考它对现实社会的实用价值。

孔子在这种动荡的变革当中，主张以维护“周礼”的统治秩序、维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来挽救社会的分崩，他建立起自己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论语》可以说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指氏族部落，“平天下”指氏族与部落及部落联盟的整个体系。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父”、“事君”也正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目的。在当时，学诗只是一种手段，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孔子儒家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应用。孔子所说的“兴”即是指诗歌可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激发人的情感，使人在欣赏中获得一种美感；但孔子强调这种情感必须要用“礼”来加以规范，不能滥情。同时诗歌还应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貌，这样在“兴”的基础之上，统治者可以从诗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这就是所说的“观”；另外，诗歌还可以使统治者之间相互交流情感，加强团结，起到“群”的作用；最后，诗歌干预社会现实、批评社会即为“怨”。孔子同时又强调这种“怨”必须要“温柔敦厚”且“怨而不怒”，必须符合儒家传统的“中和之美”的原则规范。这就是“主文谲谏”的诗教思想。孔子讲求“兴观群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事父”、“事君”，是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2]从孔子论及的诗的“兴、观、群、怨”四种作用当中可以看到，孔子的文学主张是诗歌必须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他强调了诗歌与礼教政治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孔子对诗的审美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

二、《论语》感发之“兴”义

春秋时期，人们广泛教诗、用诗。诗同礼乐文化一起成为现实政治教化、外交、士子教育的工具。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对诗是最为重视的，先秦诗学也主要是儒家的诗学，先秦儒士最早开始了对诗的解读。解诗，其实就是对诗的本义做出尽可能准确的理解、诠释与评价，而这种理解、解释与评价毫无疑问是具有很强个人性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先秦时，孔子曾首创私学，广收弟子，教学中设有《诗》之一科，孔子始终把学《诗》当成培养语言能力的重要课目，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并通过对《诗》中本义的引申与阐发来培养学生的修养。孔子在教诗过程中提出了他的“兴”论，而且论述得最为明确。同时也是最早将“兴”引入到诗乐审美教育范畴，并自觉地运用诗乐来对其弟子进行道德与人格教育。[3]孔子以《诗》立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诗》与乐的分离，使《诗》在摆脱礼乐的限制后彻底走上了伦理化、政教化的道路。同时《诗》的文学抒情审美情感也从此开始受到了现实实用性的洗礼。

孔子主要在《论语·阳货》和《论语·泰伯》两篇中论及到“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4]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5]

“兴”的本义是“起”。孔子这里所说的“兴”，可以理解成“起情”。“可以兴”，就是说《诗》可以激起读者的心中之情，使人受到启发、启迪，从而使人的思想认识与修养得到提高与升华。孔子认为诗有益于人的修身。这里的“兴”是与“起”同义的。汉儒包咸曾解释“兴”为“起”也，修身当学诗。但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意思是说由诗兴发出来的思想必须要严格地符合于“礼”的规定。由此可见，孔子对诗的审美是理性的。孔子教诗意在“导志”，广显其德以耀明其志。“兴”是启发。但是“兴”的启发人心志、提升人格的作用并不是在诗句的本义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它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联想与引申，这就是汉儒孔安国所说的“引譬连类”，它是“兴”的过程。而“起”则是“兴”的结果。但是《诗经》是远古人的诗篇，抒写的是远古人的情志，要想使它切合于当时的现实，时人就必须从中抽取某些可以为其所用的原则、义理，也就是说，由诗的感性形象中导出某些抽象的理性原则。比如根据史籍的记载，孔子在论及《关雎》时就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当时的人们对《诗》的善意感发格外注重，因而《诗经》的“兴”法也运用得非常普遍。由于“兴”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教”及“诗言志”的诗学观念同源相依，于是在春秋时期，人们便把《诗》中原本是诗歌表现手法的“兴”牵强地同诗的政治内容联系了起来，人们从《诗三百》中感发出抽象的事理与伦理观念，来培养自己“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5]但受《诗》的启发、感发并从中抽象概括出的指导立身行事的伦理法则，却并不一定符合《诗三百》的本意。因为这种解读方式把一切都用伦理的观念去加以附会，将人性简化成了伦理性。孔子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教诗修身，因而它很明显是带有实用性质的。当时的人们将《诗》当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恒言”，当作交流思想的媒介，也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6]自孔子以来，传诗、解诗并逐渐形成了儒家的文学观点，如孔门“诗教”的“兴观群怨”、“思无邪”等，儒士们沿用《诗》的这种“兴”法来感发“诗人之志”，他们的目的，在于感发、比附与宣扬儒家的伦理观念，用《诗》做工具，来宣扬儒家的教义，也是用《诗》来当谏书，这种解读《诗经》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忽视了人的情感的复杂性与个体性，将情和诗过分地政治化、社会化和规范化了。[7]

《诗》本来不是用来专指某人某事的，但到了某些特殊的外交场合时它就专指某人某事了。那么要想使别人的诗句合于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就不得不置原诗的本义于不顾，截取诗中的某些表面相关的诗句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意图和愿望。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只好采用比喻或譬况的方式或方法，因而春秋时期才会风行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就是指借用或引用《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治怀抱。[6]先秦时代曾大量地出现赋诗言志的事情，那时的卿大夫们经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作为自己的语言表达赞美、讽刺、规劝等意义。当时人们学诗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外交场合赋引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将《诗经》中鱼虫草木鸟兽的景物描写都看成是对某种义理、情志的比喻，借《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一段赋诗言志的记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赵孟)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奔奔》。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上面一段中的这7个人都是以诗来表明自己心意的。在这种外交应酬之中，人们以诗句来暗示自己的意向与愿望，而对方对《诗》也是极其熟悉的，凭借对诗句所含意象及当时外交场景的联想，于是就可以心领神会了，这样彼此便达成了沟通与谅解。当时各国的人们都将外交上的沟通、谅解、妥协等用诗的形式来加以暗示，这样即含而不露，彼此又心领神会；即不失风度，又很符合外交礼仪。可见，这要比赤裸裸地直接表述显得更为优雅和含蓄。[8]只是这种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却和文学的审美体验与感受完全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对诗义的探求。所谓“诗言志”是以诗言志，借《诗经》的篇章字句表达自己的志向。这个“志”不是诗人触物所感而兴发出来的感情，它只是人们在外交活动中意向、愿望的一种委婉的表达，不是诗人之情，而是引用诗人的情。这种外交场合中对《诗》的吟诵，也不是对《诗》的审美欣赏，因为审美欣赏是要超越现实功利性的，是需要人将所有的感情投入到诗的境界之中，而赋诗言志却是时时刻刻权衡着外交场上彼此间的利害得失，彼此之间都在小心翼翼地挑选着适合于自己的诗句，这里面没有了文学审美的情感。

春秋时代，人们在对《诗》的解读过程中，虽无意改变“兴”法本义，但是，他们却将自己运用“兴”法感发出来的“兴”义说成是《诗》的本义，这就造成对诗意的扭曲，他们将实用与审美扭结到了一起，将伦理与艺术扭结到了一起。[4]使得诗的表现方法与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相混淆、相纠缠，结果导致了艺术自身规律被伦理观念所冲淡，造成了《诗经》“兴”原始义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