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丨曾尔恕忆恩师：他们以毕生奉献践行初心使命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中国政法大学从建校之初，就继承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优良的红色基因。从北京政法学院时期作为“干部学校”性质的办学，到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组建中国政法大学，学校始终发扬红色传统，不忘社会主义高等院校的办学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特开辟《红色记忆》专栏，挖掘党史中的优秀人物、典型事迹，以传承红色传统，鼓舞士气人心，发扬时代精神。”

百年树人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有感

文：曾尔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中国政法大学（1952年建校时名为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建校即将70周年。我是学校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已近40年。在这样的日子，我深切怀念那些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披荆斩棘、毕生奉献，而今已经离开了的前辈师长。这篇短文主要回忆指导我校第一届法制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4位老师。

复学之初的四位恩师

1978年，停办了10年之久的中国政法大学恢复办学，并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那年的6月初我在河北宣化参加了由张家口教育局组织监考、为期3天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记得第一天是英语考试（主要是语法和英汉互译）和语文考试（主要是古代汉语和作文）。第二天上午是国家与法的理论考试（主要是国家与法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等问题），下午是法制史考试（根据报考方向，试卷分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两个方向）。第三天是政治考试（主要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继续解放思想）。这些试题经典地代表了当时我国法学教育的关注点。当年10月中，我们一行35名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有着不同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分7个专业（法学理论、民法、刑法、诉讼法、法制史、政治学、经济学），成为复办后北京政法学院第一级硕士研究生。学校招收、培养这批研究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迅速补充国家最急需的法学教育人才，满足国家在依法治国、恢复经济建设发展上的需要。因此，包括我在内的当年法制史研究方向招收的4名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时都留在了法制史教研室。

我们上学时由导师组指导专业课业，导师组长是曾炳钧，授课老师有潘华仿、许显侯、薛梅卿、沈国锋、刘保藩、郑治发。这样一个组成几乎代表了北京政法学院初建之时教师队伍一个方面的来源：

曾炳钧（1904-1994），四川泸州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进入政治系学习。1934作为清华留美公费生赴美留学，获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哥仑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41年在美国修完学业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他接受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共地下党的委托，签下生死状，作为唯一的中国押运员乘挪威货船S.S.Gunny号历经三个月的海上航行，将一船新型战斗机带回祖国投入抗战。此后，他历任云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京政法学院。

潘华仿（1924-2010），湖北汉川人。他自幼好学，初中毕业时被重庆一所著名中学录取后，不顾兵荒马乱、路途遥远、家长反对，执意逃离家门一路打工赶到学校报到。194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政治学系，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同年随院系调整调拨至北京政法学院。

许显侯（1931-2000年），籍贯福建晋江。解放军南下时参加闽浙赣游击队，17岁入党。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1952年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两年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班，而后返回政法学院任教。

薛梅卿（1930-2021）福建邵武人。1942年考入福建邵武中学，1948年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历史系， 1953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学习，后被选调到法律系研究国家与法的历史专业，1956年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优等生毕业，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

曾炳钧：殚精竭虑、发光发热

以上这4位先生之中，我与曾炳钧的关系最为特殊：既是父女，又是师生，还是同事。父亲的一生主要是在大学里度过的。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他曾任青年励志会大会主席和《弘毅（北京）》刊物编辑。弘毅学会会章书陈：“本学会以砥砺人格、讨究学术、交换思想，以谋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这一在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忧国忧民、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进步的精神，父亲一直秉持，直至垂老暮年从未改变。1985年，父亲在81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十年浩劫，国家和个人均遭大难，几濒绝境，幸拨乱反正，国家转危为安，重又走上大规模建设的坦途……我自知年事已高，岁月无多，能力有限，贡献不大。但自信报国之志不衰，奋发之心未眠，他无所求，但愿在有生之年作为党的一个成员尽可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光辉事业、革命目标奋斗到底！”

曾炳钧教授

初到北京政法学院父亲被安排在研究组学习，1954年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准备财政法讲义， 1955年被调往国务院法制局协助整理财经法规。曾兼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的中国法学会筹备会委员。1956年调至国家与法的历史专业，在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成立后，任该教研室主任。当时教研室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世界国家与法的历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研究室严格要求所有课程内容都要经过各教研组的老师集体讨论，要求每个教师必须制定个人教学和科研计划、写出具有出版水平的教材，鼓励青年教师多做历史科学的基本功，提倡通过科研提高教学质量、讲授历史发展规律要让材料说话。父亲身体力行，在北京政法学院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提交了长篇论文“我国国家机构的民主性质”。他参加了“中国国家与法”全部讲义的集体讨论，并主要承担了从殷周至秦汉时期法制史课程的讲授。他在校党委组织的关于如何办学的座谈会上发言，强调办好大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二是必须有好的图书设备。出于这种认识，他向图书馆积极推荐采购书目、建议图书馆建设好教师参考资料室，并为教研室购买了许多历史与法制方面的古旧书籍。

1956年11月22日，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集的“中国法制史问题座谈会”上，父亲提出：“目前政法院系迫切需要一部综合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教材。讲授这门学科的目的在于就中国的经历、从国家与法方面来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或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法学研究工作者必须端正态度掌握方法并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来进行，才可望真正有所贡献。”1958年教学改革时，父亲曾组织学生们与老师一起改编讲义。1963年法制史教研室出版了父亲与青年教师薛梅卿合著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讲义》第一册“奴隶、封建社会部分（校内）”及经他审阅的第二册。这部教材是北京政法学院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法制史教材，也是新中国国内出版最早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之一，反映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校老师在法制史这门专业基础课方面的研究水平和授课的基本内容，非常珍贵。学校复办最初使用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是在这部教材的基础上改编的。父亲渊博的学识及潜心教学的努力，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被师生亲切称作“曾公”，与吴恩裕、戴克光、严景耀几位教授并称为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四大教授”。

在学术研究上，父亲提倡争论，认为“从争论中发现真理，推动真理，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1956年8月他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集的座谈会上直言：“依我个人意见，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有的怕争鸣会在立场观点上出问题，其实只要是从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立场、观点虽不中，不远矣。”他还说：“我们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是确定的。因此，只要在这个立场上站得稳、看得清，为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立场观点就不会有错。而要追求真理，要‘百家争鸣’，就不要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年整风反右前夕，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集了一个关于“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的座谈会，会后父亲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法的继承性问题》，提出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旧法中批判吸取有用的因素并加以改造或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了平反、纠正、昭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工作。1981年父亲与法制史教研室的老师们合力编纂了《历代冤案平反录》。父亲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从本书中可以得到什么启发的话，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要不断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以言代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反对任何人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建设一支通晓法律、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敢于以身殉职、以身殉法的无产阶级司法队伍；反对屈从权势，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要在审判实践中开展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草率从事；严禁逼、供、信。”父亲的译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翻译于1963-1964年，初衷是为国内提供对西方学术著作的了解和参考。这部译著在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学校复办之初职称评定尚未进行，为数不多的老教授们起到了搭建学科研究平台的作用。1979年9月父亲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1980年中国政治学第一届年会上父亲被推选为副会长；1982年第二届年会上被聘为顾问。那时的他虽然已是耄耋老人了，但仍关注学校的进步与发展，坚持参加教研室的会议；他常在家里接待师生，认真地与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他热忱而严格地指导研究生，给他们开列必读书目，督促他们多读书、读经典并要求写出读书笔记，每次课上都要围绕专题进行讨论和点评；他克服青光眼造成的眼力困难，持放大镜逐字逐句地为研究生修改学位论文；1987年，父亲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法学博士的论文答辩。

新中国第一届法学博士论文答辩会

我们毕业留校任教后，父亲依然惦念、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记得有一次我在教学楼四楼教室上课，讲课之间忽然发现最后一排竟坐着父亲！他从头至尾听了我的课，并在课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讨论。那时的父亲已经82岁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那天我有课，又是怎样拄着拐棍从北太平庄慢慢走到学校、上了四楼。他说过多次，教书不光要传授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学习和思考的方法；就如同不仅要给求金者金子，更重要的是教会他点金术。垂暮时分他在病榻上握着他指导的学生郭成伟的手叮嘱，我辈永远铭记，那就是“一定要自强不息”！

潘华仿：艰苦朴素、尽心尽力

潘华仿老师是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下放安徽劳动时因患脑卒中而偏瘫，此后不能自由行走。所以，我和同窗陈丽君与潘老师初次见面不是在学校，而是在铁狮子胡同3号的一个当时为文联占据着的老院子中不大的居所里。潘老师的居室窗户很小、光线幽暗总要开着门，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什么陈设。为了争取时间多讲、多听一点儿内容，每每进门后我们与潘老师都不多寒暄，马上进入课堂状态。由于偏瘫，潘老师写字很吃力，但是他总要为每次课准备一大摞讲稿！虽然讲课对象只有我们两个人，但他就像面对一个礼堂的学生那样用力大声讲解，直到口干舌燥。由于行动不便，讲课中间他很少喝水，只是偶尔沾沾水杯、咂咂嘴巴。他要求我们博闻强记、多多思考。每次课后，他都会布置问题，要求我们下一次课上给出自己的答案。直到现在，回忆起每周两次走到北太平庄换乘两次车到潘老师家去上课的感觉，我和陈丽君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去朝圣！”

北京政法学院七九级开学典礼

寒来暑往，潘老师共指导过6届学生。多年后，在谈到外国法制史教学时潘老师发出这样的感慨：“外国法制史作为一门课程，大概可以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的一个**特色。不过，它却是那种很容易流于空泛和大而无当的学科。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远古、中古、近现代，英、美、法、德、日，几乎没有什么法律现象不可以纳入外国法制史的范畴。一些初学者的那种老虎吃天的茫然感，的确不是毫无缘由的。”

潘老师记忆力非常好，常常写出英文书名让我去北京图书馆为他代借图书。我的毕业论文参考了10部英文原著，几乎全部是我用潘老师的借书证借阅到的。那些书都是20世纪70年代新出版的、只有在北京图书馆才能看到的图书。潘老师笔耕勤奋，在《英美法论》集里收集了他所写的17篇论文。这些论文既包括西方法律思想，又包括英美宪政制度，还包括英美契约、侵权、信托、破产、代理等法律制度。他说：“这些文章虽然以英美法为研究对象，但引发这种研究的却不只是探索外国知识的热情；虽然它们体现了个人的一些研究兴趣，但是某些选题的确定又并不总是那么个人化。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反映着自己对中国社会与法制发展的感受，表达了一个学者对这种发展加以回应的努力。”潘老师鼓励学生参加科研活动，注重在科研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在读时就翻译出版了《美国法律史》；我自己刚毕业就在他的指导下参加了《当代世界政治思潮》和《外国法制史》教材的写作。

许显侯：思想敏锐、开拓进取

许显侯老师是给我们讲授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史的任课老师，负责指导陈丽君的学位论文。许老师思想敏锐，在学术思想上敏捷、开放。我想这一定与他祖籍福建沿海，受到了侨乡一以贯之的对外文化交往频繁的传统影响有关。

他关注20世纪的世界法律多元化进程和国家大事， 1981年在《人民日报》《百科知识》上发表过多篇介绍外国法律制度的文章；1983年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上发表《学习新宪法、宣传新宪法》。在学习与研究的方法上，许老师提倡比较的方法。他在1986年的《政法论坛》上发表《论比较法学与法制史研究》，强调法制史与比较法的关系。他认为：“从不同的研究对象看，比较法学与法制史学科不能等同，更不能互相取代，但它们又是紧密相联的两门学科。比较法研究需要法制史提供系统科学的史料，法制史研究则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和比较法的研究成果；比较法学侧重对现代各国和不同法系之间横的研究，法制史学科则着重对法律进行纵的、历史的研究；前者侧重抽象概括的研究，后者侧重实体的研究。”他提出：“当今世界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的变化是很快的，新兴的部门法纷纷出现，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比较研究就有可能利用这方面的立法经验。”

许老师的这一认识与80年代末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学领域重新开设比较法课程向相关联，并在我校外国法制史的学习与研究中得到响应。在其后的外法史博、硕论文中均无一例外地注重运用比较的方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发展提供服务。许老师的不保守还表现在他与学界同行保持着广泛、活跃的联系。他年近70岁时还骑着摩托车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登门请法律史名家来校讲课及参加论文的答辩；他介绍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远赴西南政法大学交流取经；1984年他带队毕业不久的陈丽君和我参加在厦门召开的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正是在这些学术交流中我们更贴近地接触了学界的前辈，并与许多外国法制史学界同仁结下了持久的友情。

薛梅卿：不曾见异思迁，至今热爱不减

薛梅卿老师是79级江兴国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当年给我们讲授中国法制史。除了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外，薛老师后来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共指导过40多位硕士研究生。印象深刻的是她每次给我们上课都会带着一大摞沉甸甸的图书资料；下课之前总会留一点时间专门强调加强专业思想的重要性，常常叮嘱：“学习法制史要坐得住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

1960年代初，薛梅卿在花园路宿舍备课

留校初期，我们对三尺讲台比较陌生。针对这种情况，教研室每周一次的活动内容往往是讨论某个章节、某个问题在课堂上应当怎样讲述。教研室建立了听课制度，不但要求教研室主任听每位老师的课，而且强调青年教师必须向老教师学习、听老教师的课，青年教师之间也要互相听课。薛老师的课讲得好，不但声音洪亮、表述清楚，并且板书整齐、漂亮。课前她会将自己绘制的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各类图表挂在黑板旁边，课间休息她会耐心解答学生的提问。一堂课听下来，学生们留下了完整的笔记，不但巩固了课堂知识，也受益于老师一丝不苟的学风训练。薛老师精深的法制史学专业修养、严谨的授课态度和亲切、率真的性格受到同学们的由衷敬佩与爱戴，她和其他三位女教授（教授婚姻法的巫昌祯、教授刑事诉讼法的严端、教授法理学和宪法的孙丙珠）被誉为法大的“四大才女”，成为校园美谈。

在长期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监狱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薛老师厚积薄发，主要撰有《中国法制史稿》《中国监狱史》《中国法制史教程》《中国历代刑法志著释·宋史刑史志篇》《宋刑统研究》等著作。其中的《中国监狱史》为我国监狱学研究、刑事执行法史学研究和中国法史教材的建设填补了空白。

追忆往事，薛老师说：“一个炎热的夏日，人力车拉着我和简单的行李从中国人民大学出发，沿着荒僻不平的泥石小路颠簸到一所未具规模、相当简陋的大学，在此开始了极其艰辛的教学工作。没有退缩，毫无怨言，不曾见异思迁，至今热爱不减。”薛老师用自己的教学生涯诠释了一个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教师的“初心”和“使命”。她在晚年曾这样表白：“教师的使命是极其庄严的。师德不是口号，并非一时，不能作秀，必须诚实地一生秉持。用当前的提法，这是不是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际表述呢？”

成为法治之光、国家栋梁

昨天、今天、明天。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思绪浩渺。可以告慰的是，法大先贤们以毕生精力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经化为法大不灭的精神遗产得到继承和发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天前辈们种下的幼苗已经枝繁叶茂，明天必将长成参天大树；法大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国家栋梁。

法大微信 【第20210925期】

内容来源：《中国政法大学校报》

第652期（总第1058期）、653期（总第1059期）第三版

文字：曾尔恕

图片：资料图片、常婧超

封面设计：陈睿

校对：陈韵如 梁诗雨

责任编辑：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