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向春晖丨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 他们在沪江园播撒革命的火种（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天辟地的新纪元。从开天辟地到改天换地，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思想引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曾来到沪江园宣讲新文化运动，传播进步思想，唤醒民族意识，鼓励青年投身正义事业。在星星之火的照耀下，一批有志之士走出校园，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牺牲和奉献的奋斗之歌。

瞿秋白

与沪江学子社会思想的碰撞

1924年10月17日晚，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应邀到沪江大学演讲。《天籁》中文版第14卷第2期（1924年11月1日出版）刊登了瞿秋白演讲稿，题为《社会问题与社会革命》，文前按语称：“十月十七号晚，本校新成立之社会问题研究会，特请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先生来校演讲，演辞甚长，兹述其大意于下，错误之处，在所不免，请读者谅之。”

《天籁》中文版第14卷第2期封面

之所以只“兹述其大意”，盖源于瞿秋白讲演宣传社会革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引起《天籁》编辑部的担忧，加之其他复杂因素，因此删除大部分内容。尽管如此，还是能够从中看到一些重要内容：原始共产主义、阶级产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只是瞿秋白在演讲尽力采用更为通俗、浅近的表达方式，如“进化与革命”，以社会革命的一般概念进行讲述，“建设与破坏”则以两种态度即稳健的态度和激烈的态度进行表述。讲演中可能牵涉到社会主义革命等激进（暴力）手段，以及阶级斗争等“赤化”内容，这些被删除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在沪江大学中西多元化的驳杂文化背景上，瞿秋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学科与沪江大学原有主流的西方社会学科产生了交织和碰撞，让沪江大学社会学科和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师生耳目一新。由此可以联想到瞿秋白演讲时提到西方和东方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沪江大学师生“中西”杂糅的思想观念，并与《天籁》发表的某些激进文章“相接轨”。

《天籁》中文版刊载的瞿秋白演讲《社会问题与社会革命》首页（左图）和第二页书影（右图）。首页可见对“黄仁事件”的记述。

这里提到的激进文章，自然包括本期《天籁》中文版刊发的《黄仁死了》一文。1924年10月10日，上海社会各界在天后宫（今河南路桥北）集会时，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歹徒推下演讲台致死的事件。“黄仁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报纸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瞿秋白等人向广州国民党中央提出报告（彼时瞿秋白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并上书孙中山，指责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因此，《天籁》发表《黄仁死了》一文，显然是声援瞿秋白等人的言行。

恽代英

唤起革命的心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恽代英受党的指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办公地点位于今南昌路180号）的工作。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不幸逝世。次日下午2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在做好哀悼事宜之外，积极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生平事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上海丧治事务所文牍员的恽代英来到沪江大学，以《孙中山先生事略》为题作演讲。

《天籁》中文版刊载的恽代英

演讲《孙中山先生事略》首页书影

《孙中山先生事略》原载《天籁》中文版第14卷第11期“纪念孙中先生专号”（1925年4月1日出版）。该文刊登时有“记者附白”：“楚等因时间匆猝，不及送交恽先生校正，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恽先生并阅者原谅！”

《天籁》中文版第14卷第11期

“纪念孙中先生专号”封面

恽代英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今天我们开的是追悼中山先生的大会。”1925年《沪江年刊》载有《本校一年来大事记》，其中写道：“三月十八日，本校为纪念孙中山特停课一日，并于先一日晚在大礼堂中举行追悼会，而第十四卷十一期之《天籁》出‘纪念孙中山先生专号’。”因此，可以认定恽代英此次演讲的时间为1925年3月17日晚。

与恽代英撰写的《孙中山先生》一文进行比较，《孙中山先生事略》多了突出生平事迹的重要例子，具有演说的煽动力。仅举两例：“诸君呀！孙先生在临死前，还说：‘革命！中国！和平！’等等说话。这样的精神到底是为甚（什）么？现在他死了！他死了！我们怎么办？可怜我们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国民，一旦失（去）了领袖，还有甚（什）么人来指导我们？但是我们决不要灰心，决不要往后退。”“我们平日受了孙先生的教训，永远不能忘记。当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即使我们的政见偶有出入，为孙先生故，为中国故，为自己故，也会万众一心，努力奋斗。说到此地，我要申明一句，就是遵循孙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

《天籁》中文版第14卷第11期刊载的

孙中山先生遗像和《遗嘱全文》

恽代英演讲之后，引起沪江大学进步学生的各种反响。《天籁》编辑部成员陆渊撰写了《“五四”“五九”给我们底一个新教训》（《天籁》第14卷第13期，1925年5月1日出版），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孙先生临死时勉励我们底最后的两句话。我们为中国前途计，为孙中山先生主义计，应该把孙先生生前的责任，放在我们肩上，继续孙中山先生未尽革命事业。”

本文除导语由编者编撰外，正文内容均摘自丁言模著文。

原文作者丁言模，上海作家，著有《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瞿秋白、鲁迅等人往事探觅》《张太雷研究新论》（合著）等。其父丁景唐是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1942年至1943 年就读于沪江大学中文系，1948年在沪江大学中文系任助教，解放后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1年评为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

原文作者丨丁言模

整理编辑丨张炜

鸣谢丨孔娜 王细荣

排版丨穆昊宇

责任编辑丨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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