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哲学，固本培元、推陈出新——记山西大学“任之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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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日，“任之讲堂”正式开讲。第一期由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江怡教授担纲，主题为“当前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江怡从现实问题切入，深入分析了当代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如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科的衰落、科学技术进步对哲学的挑战、哲学传统进入后真相时代、对历史文本的重新解构以及哲学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等问题。他认为，当代哲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回应这些挑战，聚焦当代哲学的热点问题。江怡还探讨了哲学研究的出路与方法，主要从语言和逻辑到认知和心灵等几个方面辨析了哲学认识论的现代变迁，从元伦理学到应用伦理学讨论了哲学伦理学的当代转向，从自然、宇宙、人类、自由意志等几个方面阐释了形而上学的伦理回归，进而从道德推理与表达方式两方面对哲学方法论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进一步论述了哲学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以“格奥尔格?卢卡奇:50年后的重访——纪念卢卡奇逝世50周年”为题，指出卢卡奇以其“真知识”、“真本领”和“真信仰”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对于1929年后的卢卡奇思想和著作，我们应该以“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角，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郝立新教授围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问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认为应从世界历史进程中，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维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以“把握时代的方法论”为题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时代问题日益凸显，要认识和把握时代，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有关把握时代的基本方法值得高度重视，包括内在于历史的方法、整体性方法、“普照的光”方法、“规律性”把握方法、“大局”把握方法。他认为，要有效把握时代，应当重点关注时代的主题与问题、时代的主要矛盾、人类文明的走向。

在分析哲学史领域，江怡教授以美籍华裔哲学家和数学家王浩教授（1921-1995）对分析哲学的批评为切入点，讨论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两大传统之间的关系，探索了如何超越两种哲学传统和方法的途径，揭示了哲学和科学二者的关系的适当图景，并提出了关于哲学预设的元哲学思考。

在语言哲学领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嘉映教授作了三场系列报告“反应与反映”、“内部语言与姿态”和“语言与哲学”，具体阐述了语言在表达过程中的成形本质上展现为一种潜能与形式的关系。他就人心里的想法与语言系统存在的不可说问题进行了解释，随后就语言与言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对姿态语言也进行了阐释，指出姿态语言并不是话语的伴随物和一般意义上语言的替代物，而是广义语言的另一半。他认为，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表征系统，表征只是它的其中一个作用。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波教授的报告“事实和证据——从哲学和法学的观点看”围绕四个问题展开论述：我们为什么需要“事实”概念？关于“事实”的本体论概念及其困境；关于“事实”的认识论概念和“证据”的法律概念；司法判断的多重特点和多重限制。基于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他认为，“以审判程序为中心，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当成为司法审判的指导原则。2021年是维特根斯坦名著《逻辑哲学论》发表100周年。江怡作为国内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专家，在专场报告中提出了对《逻辑哲学论》逆向解读方法，他认为，对书中七个命题先后顺序的逆向阅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维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逻辑世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王路教授以“语言通往世界”为题，通过对《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框架的梳理，认为从“世界—事实—思想—句子”的图式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事实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但仅仅是思想和事实对应是不够的，句子有真假，思想表达世界需要真句子来表达，所以真思想才刻画世界。

在艺术哲学领域，时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孙周兴教授以“如何理解当代艺术”为题，从“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的三个转向”以及“当代艺术的三个标准”三个方面对当代艺术作了详细具体的阐释。他指出，“当代艺术”无法界定，永远是未是和正在生成的东西，当代艺术就是“未来艺术”；当代艺术的三大转向，一是从主体主义艺术转向后主体主义艺术，二是从视觉研究转向物质或物的研究，三是从手艺技巧转向总体艺术创作；最后，他由艺术的三大转向引出了当代艺术的三个标准，即奇异性、介入性和接受性。

在宗教学领域，中国人民大学何光沪教授分别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人性人生——一种宗教哲学和世界历史的思考”与“宗教与中华文明”两场学术报告。他以当下人工智能热潮为背景，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切入，详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以及人性发展的影响，为大家解答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他认为，文化不同于文明，文化的产生需要人有一种超越自然的精神，这种超越有可能是超越个人，甚者超越人类，而这种精神，更深层次的体现就是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文化的精神动因。他着重对“儒教”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还讨论了道教以及外来宗教与中华文明和中国社会的深层关系，多维度呈现了中华文明与宗教的关系。

在政治哲学领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围绕“良序如何可能——善治模型试探”这一主题展开，论述了治理是变无序为有序的行为，有序包括劣序和良序，治理包括恶治和善治。从纵向（垂直维度）来考察，善治就是以平等为前提，在治理的技术和艺术上构建权利和利益的均衡，以在政道（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上构建权威和权利的均衡，从而构建良序。他进而指出，霸权所构建的秩序是劣序，私利所充斥的状态是无序。从横向（水平维度）来考察，治理的目的就是实现冲突的最小化和合作的最大化。良序是某种趋于冲突最小化的社会状态，能够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劣序是某种趋于合作最小化的社会状态，会阻碍社会发展。

在汉语哲学领域，北京大学哲学系韩水法教授带来的是关于汉语-思想秩序的思考。汉语哲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正在从各个方面和层次迅速展开。他区分了汉语哲学的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认为狭义的汉语哲学是汉语哲学自觉的重要契机，但汉语哲学的远大前景属于广义汉语哲学。对汉语形式与思想秩序之间关系的考察，属于狭义汉语哲学的研究。他还探讨了汉语形式和秩序的独特性如何影响思想的秩序，从而使思想的汉语表达具有了哪些独特性，以及一般地，这种语言秩序、思想秩序的独特性与思想的一般性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谢地坤教授则从西学东渐与中国哲学建构的关系出发，集中阐述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中西文化由相互矛盾到相互融通的艰难历程，指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哲学的影响，肯定了冯友兰、牟宗三、劳思光等人对建构中国哲学的贡献，并由此探讨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图景的地位和作用。

“任之讲堂”还邀请许多国外的知名学者作学术报告。曾任教于德国吕内堡大学、后加盟山西大学的福斯特（Yvonne Forester）教授连续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探讨了新技术对人类审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冲击，勾画了未来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图景以及批判性地思考可穿戴设备和数字皮肤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哲学系佐夫科（Jure Zovko）教授作了题为“科学相对主义的边界”的报告，介绍了早期科学哲学及科学的统一纲领，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推理过程具有客观有效性，它具有语境独立性的特点，是一个线性积累的过程。面对科学相对主义，佐夫科认为，避免科学相对主义走向极端而产生虚无主义和怀疑论，需要从科学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中去回应，通过借鉴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去进行建构。英国约克大学斯托纳姆（Thomas Stoneham）教授的报告围绕“乔治?贝克莱：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主题展开，他对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将贝克莱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者是对其理论的一种歪曲，他认为贝克莱并没有否认普通物理对象的存在，贝克莱否认的是物理对象具有独立于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性质。

“任之讲堂”还邀请了美国著名哲学家索姆斯（Scott Soames）教授作了两场报告，关于“哲学创造的世界”问题，索姆斯在报告中介绍了他的同名专著，讨论了元哲学的基本问题，认为哲学本质上与所有的基础知识相联系，哲学家们通过给我们提供新的概念，重新解释旧的真理，并将问题重新概念化以扩大其解决空间，他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能够做的事情会更多，而不是更少。在第二场报告中，索姆斯谈到当代关于道德的普遍观念与古典时期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问题。他强调西方哲学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奠定理论知识的概念基础，二是在此基础上为人类指明通往美德、幸福和生命意义的道路。这需要我们将哲学与对人性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并认识到在美德和幸福的哲学概念中知识占据着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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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我国现代外国哲学学科创始人之一、山西籍著名哲学家杜任之先生，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于2019年创立了“任之讲堂”。两年来，已邀请16位海内外学术大师作报告22场，主题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史、语言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学、政治哲学、汉语哲学等诸多领域，既有前沿热点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有哲学经典文本的最新解读；既有学术研究前沿动态的高瞻远瞩，也有重大理论问题分析的鞭辟入里，专家们在各自领域的精湛研究和深厚学养，反映了国内外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一讲座，逐渐成为山西大学哲学学科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品牌。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文字：哲学社会学学院 冯子琦

封面拍摄：胡力生

网络编辑：瑄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