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执礼”指归与孔子的再认识

《论语·述而》“执礼”指归与孔子的再认识

梁奇

作者简介：

梁奇(1980- )，男，河南周口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研究。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

孔子早年执掌礼仪多为乡党丧葬之礼。之所以这样，或迫于生计困顿而以此为“衣食之端”，或出于朋友情深意笃而不得不为。适周问礼与孟懿子学礼增大了孔子的知名度，此后才有机会执掌朝廷之宾礼。这也是孔子在教授《诗》《书》后所执之礼，恰在“三十而立”后所为，为孔子执丧礼与宾礼的节点，以后不再从事墨、荀等所批判的以替别人相丧礼为“衣食之端”的“鄙事”。而真正使孔子立身名扬的是以执宾礼为主的朝礼，其内含“仁以为己任”、“弘毅进取”的新儒特质。邦国与异域的方言俗语要求孔子执礼时使用雅言通语。

《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1]1717。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重要言论的古籍，《论语》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学价值，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然受时代、文化背景和时人思想所囿，前贤时彦对某些字词或句子的注释和翻译出现分歧甚至抵牾。详辨此类释义既利于阐释元典的文化内涵，亦可重新评判孔子乃至孔门。今在贤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述而》篇“执礼”一词的释义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执礼”述义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然“执礼”释义是历代学者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七种：第一种为“礼不诵，故言执也”。这一释义以郑玄、何晏、邢昺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先贤《诗》、《书》等典籍，可以毫不避讳地使用普通话去诵读，这样才能完全读出其真实含义。而礼不需要诵读，要“揖让周旋执而行之”[2]2483，故称“执”。这一观点已为古代不少学者所接受①。第二种为“执御”说。这一释义以宋叶梦得为代表，他认为“执礼”“犹执射执御之执”。《论语·子罕》篇“执御执射”是孔子的谦词，面对里巷人的夸奖，孔子对弟子说：我于‘六艺’都执守什么呢?“我还是赶马车(执御)好了。”[3]87孔子认为赶马车是“六艺”中最卑下的活计。第三种为“《礼记》之篇名——《曲礼》、《内则》”说。此观点以宋张栻、明刘宗周为代表。张栻《癸巳论语解》卷四：“夫子常教人者，《诗》、《书》、执礼也。执礼者，人所执行之礼，所谓《曲礼》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践履、循循有序。”[4]刘宗周《论语学案》卷四直言“执礼”为礼经之篇名，即《曲礼》、《内则》之类[5]。第四种为“持礼书以诏人”说，此观点以明胡爌《拾遗录·论语》，他认为古人手拿礼书以诏人，故称为“执”[6]。清朱彝尊《经义考·论语》同。第五种为“艺礼”说。首倡该说者为明代学者方以智，其《通雅·释诂》说：“執礼乃蓺礼也。……陆文裕公曰：‘即埶字。’埶、藝古通用，所谓游于艺也。执礼之文无再见，况‘子不语怪力乱神’与此章互相发，各是四者……《说文》‘埶，种也，从坴□’。引《诗》曰：‘我埶黍稷。’师古曰：‘埶音藝，鲁公仿右军东方朔碑改作艺。’”[7]陈梦家《尚书通论》、袁津琥《〈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释商》同。第六种为“执掌礼事”说。清刘台拱《论语骈枝》：“执犹掌也，执礼谓诏相礼事。”[8]翟灏《考异》所言更加形象：“古者学礼行礼，皆有诏赞者为之宣唱校呼，使无失错，若今之赞礼官。其书若今之仪注，于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也。”[9]杨琳《训诂方法新探》则直接解释为执行礼仪：“窃谓‘执礼’理解为执行礼仪，文意和谐，无须改字。”[10]第七种为“行礼”说。杨伯峻《论语译注》：“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3]71苏炳社《周代的“雅言”浅探》同。

以上七种释义都围绕“礼”而发微，虽然差别不大，有的甚至相互关联。但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前三种释义侧重于礼为何称执；第四种具体到《礼记》篇名；第五种从字形相近易误考察，认为应改“執”为“蓺”，“蓺”、“藝”相通，故“執礼”当为“藝礼”，从而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对；后两种释义都与仪式相关，前者认为是仪式的主持者和执掌者，后者则为在执掌者的指导下参与仪式。笔者认为，第六种释义较合理，但刘台拱等人的“执掌礼事”又有失于笼统之虞，此“执礼”的范围应当缩小为“执国君之礼”，即“五礼”之“宾礼”，亦即孔子“三十而立”后做摈相所执之礼，而非《墨子》《荀子》等典籍所批判的孔子早年以替别人相礼为“衣食之端”的“鄙事”。此从典籍中“执礼”的涵义、孔子执礼经历和行人使节须用雅言通语等方面考察可知。

二、执掌礼仪：执与执礼

甲骨文的“执”左边形似枷锁，右边是一人跪下并伸出双手，表示用枷锁束缚人。《说文解字·幸部》：“执，捕罪人也。”[11]214其为拘捕、管制之意。据杨伯峻统计，“执”在《论语》中共出现14次[3]273，其意义大致可归为四类：一为掌管、握着，如《雍也》“执其手”、《述而》“执鞭”“执礼”、《乡党》“执圭”“执绥”、《微子》“执舆”、《季氏》“陪臣执国命”等；二为持守、执守，《子张》“执德不弘”、《尧曰》“允执其中”等；三为擅长，《子罕》“吾何执……执御……执射……执御”等；四为做事，《子路》“执事敬”。《论语》中“执”均为动词，与本义“拘捕、管制”相比，这四类词义可谓后起之义——引申义，即“引申为凡持守之称”之类[12]，说明“执”的本义与引申义已并行使用。这在其他典籍中也可找到类似的例子，如《左传·僖公五年》“执虞公”[13]311、《礼记·檀弓下》“而妻妾执”[14]1312、《吕氏春秋·慎行》“使执连尹”等均为拘捕、囚禁之义[15]，而《易·遯》“执之用黄牛之革”[16]、《诗·周颂·执竞》“执竞武王”[17]950、《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执事之不闲”[13]1187、《礼记·曾子问》“执束帛”[14]1388、《少仪》“执君之乘车”[14]1512、《韩非子·五蠹》“执干戚舞”[18]、《荀子·儒效》“执道不殆”等等均为引申义[19]132。可知至迟春秋战国时期，“执”字的引申义“掌管、执守”等已与本义同时使用，且出现频率有高于本义之势。依此，《述而》的“执”当释为“掌管”，而“执礼”则为掌管礼仪。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如《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14]1404-1405

教育太子和学士时要按照四季变化来安排教学内容，所谓“因时顺气，于功易成也”[14]1405。春、夏两季由太师教太子诵读《诗》、弹琴；秋季由执礼者在瞽宗教礼，冬季则由典《书》者在上庠教《书》。在此，“大师”、“执礼者”和“典《书》者”相对举，“执礼者”即掌礼官，而“执礼”当是掌管礼仪，与《述而》“执礼”意义一致。

《礼记》和《论语》代表先秦时期“执礼”意义的主流，也有个别例外，如《列子·汤问》说“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20]可知造父跟随泰豆氏学习驾驭马车时谦恭知礼。《盐铁论·崇礼》载“昔周公处谦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贄……”[21]，则指贤良强调周公执政时持守礼制。与《论语·述而》和《礼记·文王世子》相比，《盐铁论》和《列子》中“执礼”的意思有些偏移。前者为“持守”，后者是“在礼节上”之义。如果把《论语》和《礼记》中“执礼”的意义看作本义的话，后二者的意义则为引申义。到了后代，“执礼”又以本义居多，如白居易《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等三人同制》“某官王申伯：学优行茂，饰以辞藻，执礼定议，多得其中”[22]、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二回“郑子产当国，执礼相抗，晋卿畏之”均为执掌礼仪[23]。

分析可知，从先秦到明代，“执礼”大多为“执掌礼仪”，方以智等从字形的相近性释为“艺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仔细分析，至少有两处疑问值得商榷：第一，《尚书·夏书》有“工执艺事以谏”[24]，说明执、艺并用的情况早已出现。由《论语》中多处使用“艺”字，可知“艺”在孔子时代仍广泛使用，那么，此处为何不写成“艺”?第二，如依方氏等人释为“六艺”的话，则与《论语》中其他“艺”的意义不一致。对于第一个疑问，因史料匮乏只好阙疑待考。而检索《论语》中其他“艺”字，可以解答第二个疑问。“艺”在《论语》中出现4次，分别是《雍也》“求也艺”[2]2478、《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2481、《子罕》“吾不试，故艺”[2]2490和《宪问》“若……冉求之艺”[2]2511。这四例中，除了《述而》作“六艺”外，其他均为才艺、技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已包含“礼”，如果像方氏等人所说“执礼”为“艺礼”的话，岂不是重复的“礼”了?况且《论语》中“艺”多为才艺而很少有“六艺”之说，故“执礼”不应该为“艺礼”，方氏等人的“六艺”说不一定准确。杨伯峻把“执礼”解释成“行礼”，也有可商榷之处。古人行礼时只能跪拜而不能说话，有些地方至今仍保留这一遗俗。所以，“行礼”时不能讲雅言。相较而言，把“执礼”解释为“执掌礼仪”相当合理。这从孔子执掌礼仪的经历也可得到佐证。

三、礼亲邦国：凶、宾礼之辨

孔子时代人们普遍重视礼仪，丧事要请相礼专家，《礼记·檀弓上》记载“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沽也”，郑玄《注》曰：“沽，犹略也。”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论丧须立相导之事。……孝子丧亲悲迷不复自知，礼节事仪皆须人相导。”[14]1291杨天宇注曰：“宫，谓殡宫，即死者生前的正寝。”[25]杜桥丧母，正寝中无相礼师而遭到时人讥笑。可见办理丧事请丧礼专家已是惯俗，否则会被认为卑贱、简略和不孝。时代的需求催生了一批习礼、相礼者，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今孔丘少好礼……孔子贫且贱”[26]1906，《论语·子罕》《注》引包咸语：“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正义》：“此章论孔子多小艺也。”[2]2490鄙事指为乡党助葬的小艺，即《荀子·儒效》“求衣食”者也[19]139。儿时的贫困促使孔子学礼、执丧礼，以便糊口。这尽管是些“小人儒”，却为日后成为“君子儒”奠定了基础。《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注》引包咸语：“大庙，周公庙。孔子仕鲁，鲁祭周公而助祭也。”《正义》曰：“此章言夫子慎礼也。”[2]2467如果包氏所言正确的话，这时孔子已身居要职且以知礼著称，仍向令长者问礼，可知他的虚心好学。孔子不仅努力向身边的礼学专家学习，还拜访名师，老聃是他的老师。《庄子》《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大戴礼记》《孔子家语》《水经注》等皆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兹以《老子韩非列传》为准抄录于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26]2140

儒、道等家典籍均载有孔子适周学礼于老聃，胡适《说儒》认为此老子为一盛气凌人的狂士，是后人心目中的老子形象[27]56。但从此处和《礼记·曾子问》等典籍中多次记载孔子用“吾闻诸老聃曰”回答曾子、子夏的问题，并向曾子讲述自己跟从老聃助葬巷党一事，可知受礼于老聃当有其事，且让孔子受益匪浅。

孔子最初相礼是从帮乡邻助葬的“鄙事”开始，《论语·子罕》载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礼记·檀弓下》载：“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14]1315孔子帮忙原壤修整棺椁葬母。《曾子问》记载“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14]1400此条讲孔子和老聃一起助葬于巷党，突遇日食而不得不停止灵柩等待天气变化[3]244。《论语·述而》有孔子“助丧家执事”的记载[2]2482。孔子不但为乡人相礼，也帮临国助葬，《礼记·檀弓下》载“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子游吊焉……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14]1303-1304。敬子为卫国大夫，孔子相其葬礼，并带领子夏、子游等人前往相礼、吊唁，师徒俨然成为著名的国际丧礼专家。孔子相丧礼的过程中总结一些心得，认为丧礼要注重哀痛，《檀弓上》载“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14]1283，《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意，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2466子路加以解释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14]1285此与《礼记·檀弓下》“丧礼，哀戚之至也”相一致[14]1301，均要求行丧礼时要极度哀伤。为何丧礼时强调哀戚呢?亲人溘然离世，“正值抚尸而恸之际……这是迸发的、肝胆俱裂的伤痛”[17]388，即《诗经·桧风·素冠》中看到亲人的遗容，“劳心慱慱……我心伤悲……我心蕴结”[17]388-389。这是撕心裂肺的哀痛，应强调“礼不足而哀有余也”。为了表达哀痛，孔子在给别人治丧时未尝吃饱过[2]2482。孔子不但为人治葬礼，还参加乡邻的驱疫活动，《论语·乡党》载“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何晏曰：“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2]2495参加驱傩时，孔子恐怕惊动先祖而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治丧也好，驱傩也罢，都是乡党邻人的活动。孔子早年之所以参加这些活动，或迫于生计困顿而以此为“衣食之端”，或出于朋友情深意笃而不得不为。这是继承“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的遗礼[27]23，以“凶礼”为主的“小艺”与“下艺”，颇受时人的轻视，连孔子都斥之为“小人儒”。而真正使孔子立身名扬的是所执朝廷之礼，即所谓的“大人儒”。这是以“宾礼”为主的“朝礼”，内含“仁以为己任”、“弘毅进取”的新儒特质[27]53。

孔子执“宾礼”的具体起始时间无法考知，但我们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可窥知大概。《论语·为政》载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2461。这是他以时间为序说出自己一生中几次重要的转折。由此类推，“《诗》、《书》、执礼皆雅言”亦当按时序排列，即主持朝廷礼仪在教授《诗》、《书》之后。孔子20岁入仕途，为季氏委吏，21岁为乘田，51岁为中都宰，52岁为司寇，55岁弃官去鲁[28]。孔子出仕前“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想去季氏家混饭而被阳虎赶出[26]1907，更不用说为贵族执礼了，故执礼当入官之后所为。孔子初仕时的官职是委吏和乘田，《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有本作‘委吏’。”[26]1909《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尝以贫而禄仕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刍牧者也。”[29]2744可见委吏和乘田都是管理仓库粮草的无名小卒，只能靠微薄的俸禄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而不可能有机会为贵胄相礼。故而孔子相礼不应在任此职期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与?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26]1907-1908《索隐》：“至(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曰‘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26]1908贾逵和司马贞所言正确，孟釐子卒时孔子三十四、五岁②。孟釐子遗嘱儿子懿子学礼于孔丘在《左传·昭公七年》亦有记载，《论语·为政》有“孟懿子问孝于孔丘”的记载，可知孟懿子向孔丘学礼应有其事。孟孙氏为鲁国三大权臣之一，他的临终遗言以及懿子、南宫敬叔师孔子学礼定能扩大孔子的影响，“这时鲁国的统治者已注意到孔子的威望”[27]34。《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前514年)孔子适周问礼，是年孔子30岁。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依据“日有食之”而确定孔子适周问礼的时间为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30]，孔子此时34岁。二者相差4年，或许指的不是同一次问礼。而以此判断，孔子适周向老子学礼当在30岁前后，恰与孟懿子从孔子学礼的时间大致相当。师生间的声誉可互相影响，而此时的孔子兼而得之，既有名师，又有显徒，势必扩大自己的名望。也许从这时起，孔子才成为“享誉国际”的礼仪专家，才有机会为世族贵冑相礼，而这适为“三十而立”后。其后不可能再做为乡党主办丧事的“鄙事”，取而代之的是“圣人之大司”，亦即“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之职守[26]2481。再者，孟僖子让懿子从孔子学礼，肯定不会学习连孔子本人都看不上的“小人儒”，而应是经国治邦、交接诸侯之“大人儒”。

上文已经论述，孔子帮乡邻执丧礼是早年所为，若此时使用雅言，则可能被视为异类，乡党听不懂也不愿使用这样一位扭捏作态的礼仪专家。以此推测，孔子使用雅言“执礼”的对象当为士人。所以，孔子教授《诗》《书》后所执之礼当为朝廷宾礼。孔子执掌宾礼在古代典籍中可以找到佐证，如《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蹶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何晏曰：“君召使摈者，有宾客使迎之。”[2]2493《论语·先进》《注》曰：“小相，谓相君之礼。”[2]2500《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曰：“相，诏王礼也。出接宾曰摈，入召礼曰相。”[31]763孔子执掌迎接宾客、交接邦国之礼最成功、辉煌的一次莫过于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13]1577-1579

《注》：“相，会仪也。”[32]2147即这次会盟的司仪。齐强鲁弱，齐国时常攻伐鲁国，二国会盟预示着鲁国遭殃。而孔子担任鲁定公的傧相，面对莱人的攻击早有准备，最终靠“武备”维护了定公的尊严和鲁国的利益，被尊为“圣人之大司”。

《论语·乡党》篇记载了孔子作为外交官出使时行聘礼的状况：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

《正义》曰：“此一节记为君使聘问邻国之礼容也。”[2]2494代表国君出使邦国，孔子谨慎恭敬，庄严矜持。这些事例说明孔子有为国君执礼的经历，基本可以坐实孔子“执礼”是执宾礼，而非早前的丧礼。宾礼代表国君，需要行內谨慎，语言通雅。

四、雅言通语：宾礼必备

周代的大宗伯以“八礼”接待邦国和宾客，《周礼?春官》载其“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祧曰视”[31]759。当时诸侯国间的言语不统一，甚至一国之内不同地域有很多方言存在③，故宗伯行人、外交使节均需使用雅言通语。这在古代典籍中有相关记载。如《周礼》中象胥负责沟通夏与夷、天子与邦国之事务，是周朝常见的译官。《说苑·善说》篇载榜枻越人唱《越人歌》后，鄂君子皙不懂，“乃召越译，乃楚说之”。在越译的帮助下，子皙领会了《越人歌》的意思[33]。此事发生的时间，《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均有记载，兹以《史记》为准抄录于下：

(楚灵王)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人苦役。……使矫公子弃疾命名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比干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夏五月癸丑，(灵)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乙卯夜……初王及子皙遂自杀。[26]1706-1708

子皙即《说苑》之“鄂君子皙”，鲁昭公元年(前541年)出奔郑国，十三年(前529年)返国任令尹，是年五月十七日夜自杀。《说苑》所载子皙的派头很大，不像在郑逃亡的场面，当为返楚做令尹时的事情，即发生在公元前529年前后。这时楚、越方言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孔子出使这些国家的话，当使用雅言才能正常交流。事实上，即使在南方大方言区域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种姓和方言存在，正如《汉书·地理志下》颜《注》引臣赞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1]1717每一种姓有自己的方言存在，相互之间的沟通必须借助“越译”。

在战争中，有时可以借助语言扭转战局，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

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夏六卿相见于诸浮，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请复贾季，能外事，且由旧勋。”卻成子曰：“贾季乱，且罪大……。”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帑于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

《注》：“欲与晋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正义》：“请旧是东方之人，并有才能堪与彼魏邑二三有司说归秦之言者，吾与先行。”[32]1852秦在晋国西边，故称晋人为东人，“二三有司”指与秦军隔河对峙的魏国官吏。在秦且与魏吏言语相通的晋人大概只有士会。寿余不直说让士会与自己同行，而采取曲折婉转的方式表达，是为了避免秦国的猜疑。杨伯峻认为“这是诱士会计策之关键部分”是有道理的[13]596。魏寿余之所以选择晋人与魏地官吏对话，且得到秦君的认可，说明当时秦、晋两国因语言差异而不能直接对话。《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楚子元欲蛊文王夫人媳妫而“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迪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13]241-242，郑人效仿楚言，致使子元溃败逃遁，叵心未逞。魏国寿余靠方言欺骗秦国君主，郑人扮楚语击败子元，这些都说明语言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而吴王夫差却因征讨语言不通的齐国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吕氏春秋·知化》有载：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后患未央。……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幎以冒面死。[34]

子胥认为吴、齐两国语言、习俗不通，即使靠暴力征服齐国，也不能长久统治，不能长久占有齐地，拒绝伐齐。而夫差却听信太宰噽的建议执意伐齐，终落身死国亡的可悲结局。语言对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所谓“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可以作为《知化》篇的注脚。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楚国行人许行因语言与中原诸国不通而被孟子视为“鴃舌之人”：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29]2705-2706

楚人陈良游学中原，学“儒者之业”，终成豪杰过人之士。陈相、陈辛师从陈良学儒家之道数十年，见南楚来滕国的许行后，二兄弟弃陈良之儒道而学习许行的神农之道。许行被孟子痛斥为“南蛮鴂舌之人”、“伪者”，赵歧注曰：“今此许行乃南楚蛮夷，其舌之恶如鴃鸟耳。……鴃，博劳鸟也……伤害道德恶如鴃舌。”[29]2706《说文解字·鸟部》：“鴂，宁鴂也。”[11]80《尔雅·释鸟》：“鴟鴞，鸋鴂。”郭璞注曰：“鴟類。”[35]《山海经·西山经》载鸱“一首而三身，其状如”[36]。宁鴂即鸱鸮，属于凶猛的鸟，王逸说：“鸱鸮，贪鸟也。”[37]洪兴祖认为“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38]。《诗经·豳风》之“鸱鸮”比喻贪婪邪恶的坏人。鴂因声音聒耳被斥为恶鸟、凶兆鸟，鸣叫声被喻为谗言，就像我们今天说“乌鸦嘴”一样，所以人们不喜欢这鸟。而孟子说许行“鴂舌”指其语言难懂，与中原诸国不同或者根本听不懂。可见行人使者出使他国时当用通语雅言，否则将成为被诋毁排斥的对象。故而《荀子·王制》明确提出“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杨倞注曰：“举，皆。”[19]159废除雅声以外所有的方言，这一举措对于雅言的推广起到莫大的作用，以至于人们以雅言为荣、“君子安雅”[19]62。而作为当时的邦国行人或外交使者，当带头使用雅言。由此判断，孔子在教授《诗》《书》、执掌宾礼时要使用雅言通语。

综上可知，早期典籍中“执”多为“执掌”，“执礼”则为执掌礼仪。孔子早年为乡党执丧礼，“三十而立”后为朝廷执宾礼。《述而》“执礼”当在教授《诗》《书》后所为，其范围应缩小到孔子任职后所执宾礼，即经国治邦、交接诸侯之“大人儒”。这是孔子在继承殷商遗礼的基础上而创建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新礼，而非墨、荀等后期诸子所批判的俗礼。正确认识孔子的执礼历程利于全面了解孔子及儒学，能够纠正解读、阐释典籍时的偏颇。由于邦国异域中方言的广泛存在，孔子在执宾礼时必须使用雅言通语。这对于雅化方言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①如梁朝皇侃《论语义疏》、宋朝蔡节《论语集说》、明朝胡广《诗传大全》、清朝黄生《义府》等均从此说。

②孔子生年有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和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二说。贾逵认为孟釐子卒时孔子三十五岁，是依据《公羊传》和《穀梁传》所定的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笔者此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世家》、《孔子世家》所定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则孟釐子卒时孔子34岁。

③如甲骨文中有把方言译成雅言的记录，《孟子·滕文公下》详细记载了北方齐语与南方楚语的差别，《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指出因居地不同而致使语言、习俗有别，《颜氏家训·音辞》对“生民以来”诸部族的言语差异进行概括：“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荀子·正名》：“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杨倞注曰：“成俗，旧俗，方言也。”方言与诸夏对举，表明方言的存在。《说文解字序》说七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山海经·海内东经》郭《注》“语有楚夏，名号不同”。诸多史料证明早期社会已有广泛的方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