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2021年暑假这样安排！

今天

2021年暑假工作安排通知新鲜出炉

暑期要注意哪些重要事项

快来看看具体安排吧

暑假和秋季学期开学时间安排及要求

（一）学生放假时间为7月19日-8月20日，8月21日-22日报到，8月23日起正式上课；新生报到时间为9月11日—12日。

（二）教师放假时间为7月19日-8月15日，8月16日起正式上班。

（三）各部门（单位）要做好假期值班安排，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做好值班记录，同时要认真履行报告制度，遇有重要情况，要快速反映，妥善处置，并立即向学校领导或党政办公室负责人报告，不得瞒报、漏报或迟报。

（四）在学生离校前，各部门（单位）要认真进行安全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防止溺水、火灾、交通等事故发生，要组织专人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保卫部门要加强巡逻，确保学院财产安全。要做好防汛准备。

（五）各部门（单位）要全面掌握本部门（单位）教职工和学生假期出行情况，坚持“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指导本部门（单位）师生继续按照学校要求及时报送个人健康情况和出行信息，积极配合属地和学校落实健康监测、流行病调查等防控措施。

（六）建议师生非必要不离开居住地,若确需外出的，需提前将出行目的地向所在部门（单位）报备，确保行踪可以追溯，并严格遵守当地卫生健康及疾控部门有关规定。严禁境外、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及重点地区（指14天内有新冠相关病例，包括确诊、疑似、无症状感染者报告地区）出行。

（七）暑假期间，请广大师生师生尽量做到不聚集，不到人员密集场所，不去环境密闭场所；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车站、餐饮店等公共场所，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主动出示健康码，度过一个文明、平安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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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为什么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经过认真研究，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将反蒋与抗日并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杨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对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1936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绩显著，成立了实际由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把山西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用全力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蒋介石是国民党最大的实力派，中国抗日如果没有其参加是难以想象的。问题是经过长征，虽然红军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数大减，如果没有张学良、杨虎城的配合，对于顽固反共的蒋介石来说，要使其停止对红军的进攻，转而同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在此关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长达近十年的国共内战，实现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战略目标，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虽然此后蒋介石在联共的问题上有所反复，但国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正如习仲勋在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不仅是国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战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试想，如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仍坚持过去一度高喊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不是倡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会有中共、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即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在西北地区的实现，也就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客观地说，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如果张学良、杨虎城配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刚刚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师的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确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问题。西安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国性的内战，也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十分困难的阶段，随后迎来了抗战中的大发展。而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并最终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由“武装保卫苏联”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转变，它不但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处境和形象。（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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